这里所指的证据调取、采集规则，系针对法院或者当事人在行政诉讼过程中调取、采集证据而言的，而非规范行政机关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的证据调取、采集工作。因为原告并不是行使职权的行政机关，不需要在行政管理过程中遵循“先取证、后裁决”的程序规则，所以，行政诉讼法和司法讲解都没限制原告在行政诉讼过程中调取、采集证据的权利。于是，行政诉讼的证据调取、采集规则主要规范法院和被告。

（1）法院有权向有关行政机关与其他组织、公民调取证据。行政诉讼法第34条第2款规定法院享有此项权力。与法院有权需要当事人提供或者补充证据不同，这是法院自己的调取证据职能。在庭审模式改革的今天，法院更多地处于中立、消极的地位，证据提供多由当事人自己完成，所以，法院的调取证据职能应该是遭到限制的。司法讲解第29条规定法院有权调取证据的情形包含：①原告或者第三人及其诉讼代理人提供了证据线索，但没办法自行采集而申请法院调取的；②当事人应当提供而没办法提供原件或者原物的。基于以上所说之理由，司法讲解第29条规定应该理解为是一种限制性规定，即除此两种情形以外，法院不可以主动调取证据。 （2）在诉讼过程中，被告不能自行向原告和证人采集证据。这是行政诉讼法第33条的规定，目的非常明显，在于预防被告行政机关“先裁决、后取证”。假如被告在诉讼过程中，可以随便地去补充采集证据，岂不等于认同被告可以在没充分证据的状况下作出具体行政行为？不过，行政诉讼法规定“不能自行”采集，意味着经过法院赞同，被告仍然有权去采集证据。于是，问题就出在法院到底什么时间赞同、什么时间不认可。假如法院的自由裁量权过大，在现有些法院与行政机关的错综复杂关系中，就大概形成法院对被告的放纵。司法讲解第28条规定，被告经法院准许可以补充有关证据的情形有两种：①被告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已经采集证据，但因不可抗力等正当事由不可以提供的；②原告或者第三人在诉讼过程中，提出了其在被告推行行政行为过程中没提出的反驳理由或者证据的。从另一角度观之，这也是对法院允许被告再行采集证据的限定。